在技术上，要考虑编纂法典的目的、方法、逻辑体系、结构体裁、概念用语等。

桑德斯解释为媒体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口头宣讲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快、容易抵达，易于沟通和交流，在需要快速效果的特定情形下口头宣讲往往是首要选择，而辅以文字资料可以进一步巩固传播效果。

启动并指引传播行为的传播者即传播主体。这一表述也有着自然科学的基础，即控制论观点。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最后，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这一时期的大众媒体解读政策法规、追踪热点案件、进行舆论监督和法律咨询等，显然成了法治事实的重要传播主体，与政法机构主体相得益彰，构成法治传播的二元主体结构。

在理论和逻辑层面，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即传播的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生活和实践层面则是相对的，比如，人们对立法公开、听证公开、司法公开、文书公开等的需求和呼声就不断活化着传播者对相关议程的传播，对热点案件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以案释法、以案说法。[9]P16-17而传播主体因其处于信息传播的首要环节而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由传播主体控制着对传播客体、媒介及受众的选择。帕森斯将自己的社会分化理论称作是结构性分化,这意味着,帕森斯不再将规模的因素看作是社会分化的核心内涵。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社会,是整全的社会,而不是在微观研究的意义上,各种非法律性的具体事实的大杂烩。具体来说,就是政治意志只能被转化成立法,才能够改变法律系统。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所有功能子系统的功能都是化约系统的复杂性。就此而言,社会系统也构成了人类行动的一个参考框架。

其次,在法律系统内部的运作逻辑层次,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也体现在二值代码式的运作上。具体来说,各个系统的自主性,就是各个系统运作的自创生性质。

结合前面所介绍的行动概念,帕森斯的整个研究的旨趣,就是发展出一套行动的参照框架。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深化了认识。无论是命题(1)还是命题(4),大概都可以找出不少相反的例证出来。可以发现,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中,文化系统消失了,因此也失去了其笼罩一切的地位。

所谓的纲要,其实质就是借以判断合法/非法的标准或准则。本文可以被看作是为这个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系统处理所做的一个必要准备。这使得帕森斯超越了滕尼斯和涂尔干,在社会演化阶段和类型划分方面,做得更为细致,形成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中间阶段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简单地说,社会理论法学,就是将法律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放到什么是社会这个更根本的层次中进行观察和思考,既通过法律了解社会,也通过社会理解法律。

在这一社会分化理论中,也涉及到法律的内容。但也有许多批评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例如达伦多夫和科塞的批评。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混合功能,例如生育、教育、经济、政治、道德、伦理等各种功能。这尤其体现在超大规模城市在疫情期间的治理问题。

而斯宾塞的演化理论,既受到了19世纪生物学中的胚胎学研究的影响,同时又分别受到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影响,是这三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在事实层面,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问题,至少存在着如下可能性:(1)中国已经是一个功能分化社会;(2)中国正在成为,但尚未变成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3)中国目前还未成为,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4)中国目前还未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通过吸收和借鉴自斯宾塞以来,经过帕森斯和卢曼的发展,逐渐完善和成熟的社会功能分化的理论,形成对中国法律系统自主性的认识,非常有必要。这种分歧反映到法律适用领域,就出现了规则优先与结果考量两种法律解释方法和路线的分歧。追问法律的自主性问题,就是追问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将法律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追问和回答法律是什么与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但这种方法的引进并不彻底。

同时,如果立法并不具有法律适用层面的可行性,那么也很可能在法律适用中被用进废退的方式所废止。旧系统往往承担着各种混合功能,随着新的系统分化出来后,其中的某个功能被新系统所分担。

按照帕森斯的定义,所谓的社会分化就是:在社会中拥有一个单一的和相对明确界限之地位的单位,子系统,或者单位、子系统的范畴,分化成同时在结构和功能特征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单位或系统(通常是两个)。所谓模式变量,就是指内在于行动逻辑之中的,用来显示和测量行动中面临的五种选择类型,用来解决五个方面问题的变量。

这是斯宾塞社会分化理论的第一个不足之处。这个时候,法律、习俗、教育、道德等彼此浑然不分。

这也是近些年社会理论法学兴起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政治系统主导的疫情防控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需要经济系统支撑的。帕森斯不但在分析行动的概念时,用此种四空格的图表法,也继续用它来分析社会系统,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子系统。从心理系统来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规范内化到人格的过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经呈现出了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本文首先简要地阐述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社会分化理论的产生及其演变,将其作为阐述和分析卢曼功能分化理论的历史基础和背景(第二部分)。

具体来说,帕森斯详细讨论了价值、规范、集体和角色这四个结构性要素。(二)帕森斯的功能分化理论 在19世纪社会理论家工作的基础之上,帕森斯提出了功能分化理论,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个体的行动受到了互动中其他个体行动的影响。(一)斯宾塞的社会分化理论 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就是从演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现象。

社会隔离的效果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社会整合层次,同时还产生了很强的系统性效应。中国法学领域中许多重要的讨论,都是以法律的自主性问题作为基础和背景展开的。因此,系统与环境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性的落差。相对于帕森斯的规范理论,卢曼并没有通过文化和共识,将规范泛化,而是将规范与认知并立,从而变成了互动中预期的一种类型,在规范性预期之外,还存在着认知性预期。

就此而言,结构并非必要,因为可能存在着不止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结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是等置的,也就是说可以相互替代。除了对整全性社会的描述和研究之外,卢曼还展开了对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家庭、艺术、道德、公共媒介等各种具体社会事物的研究。

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感染疫情的人隔离起来。同时,至少从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一书开始,帕森斯的整个研究更强调系统的层次,而非行动参照系统的层次,但帕森斯的整个理论构造,仍然受制于行动理论的整体性架构。

卢曼的系统分化概念建立在帕森斯关于系统的如下洞察之上,即在系统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点对点的对应关系,系统对环境中的变化,具有选择性处理的能力。更形象地说,在司法裁判的层面,原告与被告要么胜诉,要么败诉,二者必居其一。